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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时代的危机信号：推特外交与威胁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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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Benjamin Norwood Harris，麻省理工学院政治科学系博士候选人；Erik Lin-Greenberg，麻省理工学院政治科学院助理教授。
来源：Benjamin Norwood Harris and Erik Lin-Greenberg, “Cheap Tweets?: Crisis Signaling in the Age of Twitter,”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68, No. 2, 2024.
摘要
各国领导人越来越多地使用社交媒体发出危机信号和威胁信息，这引发学者们思考新兴通信技术对国际政治的影响。相较于通过政府新闻稿等传统渠道发出的威胁，通过社交媒体发出的威胁是否更可信？本文对美国公众和美国、印度和新加坡三国外交政策专家的样本进行调查实验，发现发出危机信号和威胁信息的媒介通常不会在国家安全专家和公众感知可信度方面产生显著差异。推特威胁（tweeted threats）并非被视为“廉价言论”（cheap talk）。本文通过思考一种日益普遍的技术，扩展了危机信号、精英决策和国际关系的国内政治因素的研究。
简介
在社交媒体无处不在的时代，学者和决策者应如何看待国家间信号的可信度？威胁发布的渠道是否会影响其在国家安全工作者、威胁发出国民众和威胁接收国民众中的可信度？被视为可信的威胁或承诺可以影响另一个国家的行为，而被视为“廉价言论”的威胁或承诺往往不会影响对手的行为，反而会降低发出国的声誉，并在国内民众中产生观众成本。因此，领导人必须向多方观众发出可信信号。
社交媒体平台作为一种向多方受众快速传播信息的低成本手段，其普及使领导人和政府越来越多地将这些渠道用作外交信息传递工具。研究精英社交媒体的使用是否会以及如何影响危机信号，使我们能够探索与国家间信号传递有关的核心国关概念，在不断变化的技术使用趋势中的适用性。
本文综合了国际关系、传播学和政治心理学的研究，提出领导人使用社交媒体发布威胁影响威胁可信度的三种潜在结果，即推文发出的威胁与传统平台发出的威胁同样可信、更不可信或更可信。本文采用实证研究，使用了一系列针对美国、印度和新加坡外交人员和专家的调查实验数据。实验表明，推特和更传统的渠道在感知威胁可信度方面几乎无差异。
本研究一方面扩展了危机信号的研究。过往相关研究通常涉及领导人过往行为、性格、落实威胁或承诺的能力，但这些研究忽略了领导人发出威胁的渠道是否会影响其可信度。另一方面，本研究对新兴技术，特别是社交媒体的政治学术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理论：威胁传播媒介和可信度
领导人的威胁和承诺是可信的还是“廉价言论”，对国际和国内政治都意义重大。可信度决定哪些信号会影响对手行为，哪些信号会被忽略。在国内，做出不真诚威胁的领导人可能会面临来自国内观众的政治惩罚，可能会削弱领导人追求政策议程的能力，引发对其能力的质疑，降低公众的支持。
可信度是人们感知到的行为者兑现其威胁或承诺的可能性。一些研究表明，信号可信度主要取决于领导人的声誉，即是否兑现了过往威胁和承诺。另一些研究认为，相较于声誉，行为者兑现威胁或承诺的军事或政治实力更为重要。现有研究通常检验公众可见信号的感知是否与只有决策者可见的秘密信号不同。最近的研究表明，领导人可能会认为不公开可见的隐蔽威胁更加可信。
鉴于领导人和政府越来越多地选择公共平台发出危机信号，因此有必要研究威胁渠道的变化是否会影响感知信号的可信度。传播学研究认为，信息传播渠道会影响人们对信号的感知，那么“媒介即信息”是否同样适用于国际政治中的信号传递？
社交媒体时代的信号
新的通信技术正在改变领导人参与胁迫外交和危机谈判的方式。社交媒体平台允许用户快速创建和传播有关重要政治事件的信息，各国领导人认识到，社交媒体是与选民、对手和盟友沟通的一种廉价、即时和高度可见的渠道。超四分之三的领导人活跃在社交媒体上，其中一些还利用这些平台发出威胁。
可以肯定的是，社交媒体与其他公共和私人外交沟通渠道并行运作。领导人可能会通过推特和正式新闻稿发出威胁，同时向目标国家发送私人外交公报。虽然不同媒介信号的相互作用会影响威胁可信度，但单独探讨社交媒体的影响仍然重要。如果公众不了解领导人向对手发出的私人信号，那么公众可能只根据公开可见的信号进行评估。
威胁可信度（threat credibility）
一些媒体从业者认为，推特威胁会危及一个国家的国际公信力，社交媒体上的剑拔弩张往往是为了吸引国内支持者，并不总与实际外交政策一致。心理学和传播学的研究表明，在社交媒体上传达的信息被认为不如由更传统来源获得的信息可靠。另有研究关注社交媒体帖子的特征，如格式、来源或“喜欢”的数量等指标，如何影响感知的可信度。但这不涉及领导人对传播媒介的选择如何影响特定信息的可信度。
对比领导人在推特上发出的威胁的可信度和通过更传统的渠道发出的威胁的可信度，可能存在三种潜在结果：第一种，在推特上发出的威胁更可信。这种情况下，公众和他国决策者认为社交媒体帖子代表了领导人未经过滤的想法，认为领导人有能力实施在推特上发出的威胁。这种推理的基础是人们认为随口发表的言论具有高可信度，充满了感情色彩，能够为了解领导人的想法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第二种，推特上发出的威胁信号与通过传统媒介传达的同样可信。鉴于社交媒体的高度公开性，推文作为领导人威胁或承诺的书面记录，如果领导人未能兑现承诺，公众可以利用记录来追究领导人的责任。因此根据成本信号的“捆绑”逻辑，推文是可信的。此外，公众和他国决策者可能会认为，推文也经过了相同的内部协调过程。
第三种，使用更传统平台传达的信息更可信。在没有充分考虑潜在风险和成本的情况下，即兴评论的信息可能被认为不如精心准备的涉及重大规划和协调的声明更能准确地传达决心。
实证研究表明，仔细推敲过的言辞和正式的沟通往往传达更大的决心。在起草新闻稿和其他传统信息时涉及的机构间协调应有助于确保信息具有凝聚力和可信度，能表明政府的实际意图。由此引出假设：
H1：国家安全专家和公众可能会认为通过社交媒体发出的威胁不如通过更传统的沟通渠道发出的威胁可信。
本文假设，评估者认为，通过更传统的传播渠道发布的声明涉及更多的协调和规划。但如果可信度评估者认为推文和传统方式一样，涉及了机构间协调，那么威胁可能会被视为同样可信。因此，对机构间协调和政府沟通流程的熟悉程度可能会影响对可信度的看法，政府内部人员可能比公众更了解内部的协调工作。无论传播媒介如何，他们可能更倾向于平等对待威胁信息。
研究方法
本文运用原始调查实验，调查美国总统使用推特或白宫新闻稿向竞争对手发出威胁的两种情况。实验样本来自美国公众，以及美国、印度和新加坡的国家安全专家。调查实验向受访者展示了一场假设的涉及美国和伊朗两国的合理危机。
受访者被告知：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伊朗政府向民兵组织提供资金、训练和武器，这些民兵组织在整个中东地区对美军及其合作伙伴发动了数次袭击。本周早些时候，伊朗支持的民兵在红海袭击了两艘向美国运送燃料的油轮，并向美国驻也门大使馆发射了火箭弹。袭击给油轮和使馆造成了重大损失，并造成八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美国人。
实验将受访者随机分配至两种情况下，即拜登总统是否通过发布推特/白宫新闻稿就局势发表声明，虽然发出威胁的媒介不同，但威胁内容保持不变。随后就受访者对威胁可信度的看法提出一系列问题。
作者于通过在线抽样服务Lucid招募977名美国公众样本进行了主要实验，尽可能保证了样本的代表性和普遍性，使作者能够研究国内公众的看法。同时，研究国内和国际政策制定者的看法也很重要，总统的威胁是否可信最终会影响其他国家的政策选择。为招募外交政策专家，作者在Linkedln上联系了在制定国际安全政策或为其提供建议的机构（如国防部、外交部）工作的政府和智库工作人员。作者选择了拥有专业的、讲英语的外交官僚机构的国家（美、印、新）进行专家调查。
主要实验结果
主要实验表明，传播媒介的变化对公众和精英的感知可信度没有显著影响。仅在公共样本中，推特发出的威胁被认为比通过更传统渠道发出的威胁可信度略低，在精英样本中没有显著结果。
评估威胁可信度
实验询问公众和专家受访者：在您看来，总统兑现威胁的可能性有多大？如果威胁被认为是可信的，受访者应该更有可能相信总统会实施威胁。受访者使用李克特五级量表（Likert scale）进行评分，范围从“极不可能”（1）到“极有可能”（5）。
专家样本中，几乎所有国家的安全专家都认为，在推特上发布的威胁与通过白宫声明发布的威胁一样可信（推文威胁可信度为3.11，新闻稿威胁可信度为3.10）。美国公众样本也呈现类似结果（推文威胁可信度为3.22，新闻稿威胁可信度为3.30）。
虽然结果在统计学上并不显著，但平均而言推文威胁可信度略低。同时，无论威胁媒介是什么，自由派受访者总体上比保守派受访者认为拜登总统的威胁更可信。美国老年人认为总统威胁可信度整体略低，退伍军人认为总统威胁可信度整体更高。
为评估受访者看法形成的基础，实验要求他们用一两句话解释自身的反应来收集定性数据。只有2.2%的受访者明确提到了媒介，这可能表明公众很少关注领导人发布外交政策威胁的渠道。为评估公众是否认为推特与白宫新闻稿涉及同等程度的机构间协调，后续实验询问受访者：“您认为总统是否与顾问和政府其他重要成员协调了推特或白宫新闻稿？”73.78%受访者认为白宫新闻稿的发布是经过协调的，74.18%受访者认为推文的发表是经过协调的，这一差异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这些结果可能有助于解释威胁媒介在主要实验中的有限影响。
总而言之，许多公众将总统的推文视为正式声明，国家安全专家认为不同发布渠道的威胁同样可信。研究结果表明，通过社交媒体发出的威胁不应被认为比使用更传统渠道发出的威胁更不可信，媒介对威胁可信度的影响并不显著。此外，无论媒介如何，感知可信度都在平均值3左右，这表明公众普遍认为公开发布的威胁只有中等可信度。
探索领导人和推特措辞的差异
由于不同领导人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使用社交媒体，作者进行了后续实验，改变总统的身份和推文语言的正式程度。实验设计以同样的危机情景为背景，总统通过推特或白宫新闻稿威胁对袭击进行报复。实验将情景设定在2026年9月，届时美国总统可能是特朗普或拜登，同时将推文言辞的正式程度作为自变量。作者预测非正式措辞的推文可能被认为不如正式措辞可信，因为更精心编辑的声明被认为传达了更多的决心。
后续实验的结果与最初实验结果一致：传播媒介和文本形式都不会对感知威胁可信度产生重大影响。添加交互词时发现，总统的身份和语言形式或总统的身份与推文媒介之间的交互没有显著影响。研究再次发现，自由派受访者认为拜登总统发出的威胁更可信，而保守派受访者认为特朗普总统发出的威胁更可信。
探索威胁引发状态的差异
为探索传播媒介是否会影响目标国受众对竞争对手发出的威胁的看法，进而影响政府的行为，作者进行了第二个后续实验，实验中伊朗最高领袖对美国发出了威胁。
所有受访者被告知：伊朗支持的火箭弹袭击美国驻也门大使馆，造成包括一名美国人在内的八人死亡，为此拜登总统公开警告伊朗政府，如果伊朗支持进一步袭击美国人，美国将对伊朗在也门的军事设施进行军事打击。针对拜登总统的警告，伊朗最高领袖发表了官方声明或推特。主要内容为：针对美国对伊朗的任何打击，伊朗都会攻击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基地作为报复。实验询问受访者认为，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的设施，伊朗最高领导人是否会贯彻他的威胁声明？与先前实验的结果一致，威胁媒介对最高领袖的威胁可信度没有显著影响。
结论
通过对外交政策专家和美国公众进行的调查实验，作者发现威胁渠道和传播媒介对威胁可信度的影响是有限的。本文的发现为今后研究指出了新的路径。学者们可以研究推特威胁框架的变化是否会影响人们对可信度的感知，如探索当高级官员的推文与传统政府声明相左时会发生什么，或通过传统渠道转发或转播来放大推文是否会影响人们对威胁的看法。也可以探索使用不同社交媒体平台发布威胁是否会产生影响。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将进一步丰富我们对新兴技术与国际政治间互动的理解。
译者：赵怡雯，国政学人编译员，伦敦大学学院安全研究专业。
校对 | 范昊辉 潘顺之
审核 | 李源
排版 | 陈秋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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